编者按：90载岁月沉浮，90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为隆重纪念党的90华诞，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奉献党的伟大事业的理想信念，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宣传部举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活动。从即日起，本报将陆续刊发其中的优秀作品，并期待广大师生继续踊跃参与到活动中来。征文信箱：xbbjb@cup.edu.cn。
□方华灿
我是1948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的，1949年9月在北洋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洋大学在天津市解放后发展的首批几名党员之一。天津1949年1月15日已解放，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党组织，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陆续公开。所以当时我的入党宣誓仪式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保密，宣誓仪式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一座主楼的地下室里举行，时间是深夜。我的监誓人是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的谢毓同志，领誓人是当时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聂壁初同志（后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我面向党旗，举起右拳，满怀激情地诵读庄严的誓词时，不禁热泪盈眶。
今年的“七一”，中国共产党就要迎来自己的九十华诞了。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是与党的指引、培养、教育密不可分的。用一句话说就是：党的恩情终生难忘。
党指引我走向光明
1948年9月，我在天津西沽原北洋大学旧址入学。那时，正是天津市解放前夕。我一入学，就被校园中热烈的学生运动气氛所感染。我当时政治觉悟并不高，只是胸怀一种正义感，对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都非常支持，并积极参加，因而被选为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学校校园里构筑工事，学校被迫停课，学生搬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借教室、打地铺，临时安顿下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学们组织了应变护校委员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进步活动。当时的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魏兆铭发起了一个读书会，并通知我参加。我们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找个偏僻的角落，点着蜡烛学习进步书籍。记得曾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与此同时，“打地铺”紧挨着我的一位已经是民青组织（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即后来的青年团）成员的同学，遵照组织上的意见，带着我白天到图书室去阅览进步图书，记得曾读过艾思齐写的《大众哲学》和邹韬奋的《论知识分子改造》等书籍。不仅如此，北洋大学地下党还积极为我创造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平台”，先是提名我作为应变护校委员会监事会委员候选人，并帮助我成功竞选监委；其后，又让民青组织成员帮助我，介绍我加入了民青组织。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提高了政治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培养我成为党员
1949年3月，经过战火洗礼的北洋大学完成了修复工程，正式复课。4月份，北洋大学地下党决定组建天津解放后的第一届学生会，并派我参加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竞选。当时，在民青组织的主导下，一年级的部分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叫作“向群社”，贴海报、出壁报、演活报剧等，为我开展竞选宣传活动，我自己也作了竞选演说。最后，我当选为北洋大学解放后第一届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学生会执委中的党员、民青成员联合成立了一个组，组长为地下党员何国模（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这个组直接由北洋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杨启绍领导。夜深人静时，他常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召集我们开会，在昏暗的烛光之下，给我们讲党的宗旨、路线，讲党员的标准和修养，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进一步了解。
1949年暑假，天津团市委举办了天津市大学暑期学园，由市学联出面组织，学园设在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地下党指派我以学生会执委名义，负责组织北洋大学的学生参加。我从在同学中宣传动员，直到租汽车、运行李，最后带队到南开大学报到，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建立这个学园的目的，是让部分大学生通过较系统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建立天津市各大学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做准备。学园请了不少京、津的社会名人来讲课，诸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侯外芦，哲学家艾思齐、邓初民，文学家贺敬之，中国革命史及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等等。暑期学园结束前，天津团市委适时公开了民青组织，并宣布所有民青组织成员均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公布了各校团支部的领导班子及团员名单。北洋大学团支部书记为李天相（后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我担任了支部组织委员。
暑期学园结束后，天津团市委立即组织了团员训练班，学园中的全体团员马上开始了新的学习。在这次团训班上，我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纲、党章，我对党的认识，也从感性到理性，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在团训班的总结大会上，我作为自由发言，以控制不住的激情，抒发了对党的热爱，表达了我要求入党的坚定决心，提出了入党申请。会后，李天相同志找到我，交给我一份入党申请表，并让我写一份详细的自传。我写好自传、填好申请表，就等待着党支部审查讨论及上级审批了。
1949年9月，暑假开学不久，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聂壁初同志找我。他对我说：“祝贺你！你已经由天津市委组织部批准成为中共党员了，批准日期是9月14日，你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天相、刘平娟两位同志。”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内心无比激动，在党的培养下，我终于一步一步地成为了她的一员。同时，我也感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入党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步，艰巨的任务正在前面等待着我去完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不辜负党的期望，为完成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而奋斗终生。
党教育我健康成长
我入党后不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洋大学总支部成立，我担任了团总支组织委员。1950年，随着团员人数逐渐增多，我又担任了校团委会组织部长。及至1952年，党总支书记雷程远同志找我谈话，分配我担任了团委会副书记。我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组织一直教育我要“双肩挑”，不仅把学习这项学生的中心任务完成好，而且要将党分配的社会工作做好，要学会在繁重的“两副担子”下，努力奋斗，增长才干，“在战斗中成长”。大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体现出较强的组织工作能力，与大学期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1951年，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领导来北洋大学，动员大家学石油，为祖国薄弱的石油工业做贡献；北洋大学党组织也号召党员要带头到祖国需要的最艰苦的石油行业去。我响应号召，报名学习了石油机械。但是，当时我所在的机械系在石油机械方面是一无教师、二无教材，在学校无法学。于是，我们“向实践学真知”，20位同学经教育部、燃料工业部批准，到甘肃玉门油矿实习一年，在实践中学习石油机械。这一年，我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冷干粮，喝的是)融水，穿的是“老羊皮”。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我们不仅学习了有关石油机械的知识与技能，而且受到了工人优秀品质的教育，为石油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染，大大增长了才干。
1952年，我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开始是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当教师。一年后，即随同全系一起来到刚开始建校的我国第一所石油高校——北京石油学院工作，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大学。记得刚到清华大学石油系报到时，系里就给我和其他两位年轻教师一个任务，让我们在石油系建立起石油矿场机械专业。这是我们国家过去从没有过的专业。怎么办？当时，正值全国高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听说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有石油矿场机械专业，于是我们下决心速成俄文，翻译教育部转来的苏联有关资料，包括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等。然后，结合我在玉门油矿了解到的油矿矿场机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我们的教学计划，并动员学生报名学这个专业，从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石油矿场机械专业。专业成立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开课。当时需要开设“石油矿场机械”、“钻井机械”等专业课，可是我们没有教科书，平时又没有充分备课时间，只有“加班加点”、“开三车（早晨、中午、夜间）”，翻译苏联教材，整理在玉门油矿搜集的现场资料，编写成活页讲义，自己刻蜡板，赶印出油印讲义，在上课前发给学生。刚毕业没多久、没有讲过课的三个人不是互相试讲，就是一个人独自“面壁讲”，早晨在清华园的“自清亭”中独自默默地“打腹稿”。就这样，我们三个青年教师分别开出了三门专业课。对我来说，成长为一个人民教师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里程就这样开始了。其后几十年，我一直沿着这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路前进。我自助教、讲师、副教授至教授，开设过11门课程，教了近40届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本科生，培养了近40名研究生，出版中文及英文教材和专著共14部。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10项，发表论文约230篇。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从机械系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系主任直至成长为石油大学的副校长，为教书育人服务。
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党指引我走上了光明大道，是党培养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党教育我沿着健康成长的道路前进，没有党的关怀、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党的恩情一生难忘，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