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洪为石大学子作校史报告。
□林世洪
中国石油大学报创刊60年了，我与之结缘59年。在我读大学阶段，三位校报主编对我帮助影响之大，让我终生受益。我从上中学开始与媒体接触，使我开阔视野、提高觉悟。因之我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后，就开始了与校报的联系，直到今天没有中断。在我成长的人生路上与之同行，校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的向导，成为我的加油站。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侵略者投降时，我已是小学六年级。由于我所在的吉林省长岭县是游击区，五年没有中学。五年中，我经历了种地、读私塾、织布、贩鱼的谋生磨练，看到了国民党任命的“先遣军”土匪占领县城的恶行，看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在县城没住三个月，老百姓已经暗地里叫它是“遭殃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组织纪律获得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组成的县政府为民办事。这些认识提高了我的觉悟，1949年底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任支部组织委员。
1950年，县里设立长岭中学，我这才在18岁上了初中。学校读报栏中贴着《东北人民日报》，这是我除了政治课外，了解时事政治的重要窗口。我有时写个新闻消息，登个豆腐块出来，报社寄本“时事手册”给我（那时没稿酬）。
这年冬天抗美援朝开始，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讲保家卫国的意义，中朝邻邦唇亡齿寒的关系等等。我将这样的内容按民间小唱“五更调”写了几段歌词，请音乐老师配上简谱，学校将其送到县委宣传部，县委书记让印发全县，学校读报栏里也贴出了这份油印小报。春节时家中来了一位家住百里之外的亲戚，说他们那里也在唱这首歌。我心中暗喜，自己总算为抗美援朝做了点事。
1952年，我到位于长春市的省立高中读书，担任班团支部书记。一天，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倡导团组织利用电影进行思想教育，引导青年进步。我写信给报社，说团支部很希望利用电影开展团的工作。但是，电影票价是两角五分一张，学生的伙食费是七元五角一个月，组织去看一场电影意味着让团员一天不吃饭。我建议学生个人看电影可以半价，集体组织的看电影免费。这封信发出去不久，就接到国家电影局、省文化厅的复信，认为我的建议合理，已经采纳了这个办法。我去电影院问了一下，票价果然按我的建议改了。我特别高兴，一是为我们学生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二是我对党报、对政府更加坚信。
1955年我入北京石油学院上学后，校报就在我身边，与我更近、更亲了。
我们刚入学时，开始几个月实行供给制，吃饭不交钱，伙食费每月10元。一个大方桌，八个人一桌，全部是细粮，每周每桌有一个酱肘子。我给家里报平安的信中说：“学校的伙食特别好，就像天天过年！”
但让我非常满意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现象。每天午餐时，炊事员抬出两大桶骨头汤，这时就总有人抢，抄起大汤勺捞骨头。站在高台阶上一看，人头盖住了汤桶。我写了一首散文诗批评这种不文明行为，用词讽刺、尖锐，投给了校报。这时的校报主编是王义端，赵大骏是编辑，1957年后赵大骏接任主编。赵大骏拿着稿子找我交流。时间已过去近60年，记不清谈话的详细内容了，大意是：对不良现象批评是对的，但要分析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是主流还是支流，批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要友好、友爱，让被批评者容易接受，不要像对敌人一样……赵大骏对我这个新生就像兄长一样，既爱护又指出问题，让我很感动，有事愿意跟他谈。他对我的帮助很大，特别是看问题要全面分析、不走极端、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8年上半年，学校开展了“双反交心”的自觉革命运动，即“反浪费、反保守、向党交心”。大家都在大字报中讲自己的缺点，表示决心改正，努力又红又专。我们班有一位比较内向的同学，写了一份大字报：“哭周璇”，让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我作为团支部书记想帮他，怕批评重了，给他造成思想压力过大，又不能放弃不管。怀着这种矛盾心理向赵大骏征求意见。他说，这位同学将思想敞开了一个缝，这是一个做工作的机会，应该从正面引导，也点出他的不足之处。我写了“劝某某同学”的大字报，我说，我们都是享受助学金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是工人、农民的血汗钱养育了我们，望我们学成为国家效力。我们应该珍惜时光，争取思想进步，努力学习，哪有闲情去“哭什么”。这让这位同学思想有所触动，再及时与他谈心，鼓励他进步。在期末全班总结会上，这位同学专门发言感谢团组织的爱护和鼓励。
学校迁到东营时，赵大骏已是校党办主任，和我住同一栋干打垒。老赵喜欢孩子，跟我五六岁的小儿子成了朋友，下班后经常逗着玩。
文革中老赵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平反后调往北京工作。后来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被人诬陷和“四人帮”有牵连。两次受迫害挨整，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调到中国科协工作后，他被任命为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过度操劳，竟拖成不治之症。上世纪80年代末，我带小儿子去北大医院看望，这竟是我见老赵的最后一面！痛哉！到现在我都感到他走得太早了！逝世时还不到60岁。我的两位大学同班同学，得的是和老赵同样的病，治疗及时又未间断，现在年近80岁，仍身体康健。每次和同学通电话问问身体，我都想起老赵，心中隐隐作痛！
1955年至1957年曾任校报主编的王义端在“文革”中也备受磨难，被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受尽侮辱。学校迁山东后，1971年1月工军宣队在东营市八分场借了油田一批房子，办起“5·16”学习班。王义端和我在同一个小班里。我们在八分场隔离着挨批斗，不准回家。期间，他痛失幼子，却只被允许请假一天回家处理后事。回来后班上开会，他口中无言、眼中含泪、心中流血、强忍悲痛的表情至今想来仍然令人心痛！
所以，越是年高我越觉得，下一代或下几代应记住光荣的革命历史，更要记住像“文革”这样的内乱历史。
校报60年来，历任主编我大都熟识，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读书时认识的王义端、赵大骏、黄圣伦，顺境时我们是同事、朋友，逆境时又成了难友。他们后来调离石油学院，各担重任，事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王义端任北京工商大学校长，黄圣伦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1978年十一届三中会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校报复刊了，并且越办越好。我与校报关系也更密切了。这三十余年，校报的几任主编和几代编辑们都对我热情关照，我的短诗长文常见诸报端。我退休的20年，不论是约稿还是我送稿，到编辑部都有到家的感觉。几位打字的女孩子，热情地帮我打印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初稿，内心十分感谢。录下我祝校报出版1000期的诗，作为结束语——
贺校报千期
欣祝校报一千期，纸薄意厚八行诗：
远播校誉传万里，近贴师生零距离。
精编细改扶新秀，呕心沥血作嫁衣。
一路鲜花迷人眼，几多甘苦报者知。
（林世洪，1955年入北京石油学院学习、工作，历任大学生政治辅导员、党总支书记、校办主任、中国石油作家协会第一届理事，199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