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小学时代的抗日往事

　　□方华灿
我从小生长于北京，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当时的北平度过的。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北平被日寇占领，北平成了沦陷区，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沦陷期间，我正好读小学、初中，在这期间，我所在的学校均发生过抗日的斗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分，特写此文章回忆抗日斗争往事，以志不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即将开始小学二年级的学习。那时，我在西城扶轮小学就读，它是一所由铁路局办的铁路职工子弟小学。北平沦陷后，平绥、平汉等几个铁路局均被日寇接管。1938年，铁路局派来了几个日本人接收了这所小学，并免去了原来的校长，任命一个日本人为校长，其它几个日本人分别担任各个年级的日语教师，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1938年夏，我上二年级。日本校长来了之后，推行“朝会”制度，即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全校师生均集会于大操场，听日本校长训话，然后，由体育老师带着作体操，解散后再去教室上课。有一天在“朝会”上，日本校长训完话，没让翻译进行口译，而是叫出一位一年级的女同学，命令她站在队伍的前面，将“训话”译成中文，讲给大家听。他的意图无非就是“杀鸡儆猴”，胁迫全校学生服服贴贴上日语课、学好日语、接受奴化教育。
　　这个小女孩刚上小学还不到一年，听日语课也才开始不久，怎么能翻译那么长的“训话”？日本校长看她不翻译、不讲话，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把她推倒在地，拉着她一只胳膊，拖着后背着地的她绕了操场一周。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很薄，女孩的衣服很快被磨破了，后背、双腿被地面蹭得鲜血淋漓，受伤极为严重。而这个日本人毫不在意，宣布散会便扬长而去。
　　日本校长的行为引起了师生家长的强烈愤慨。我的一位姐姐当时在五年级就读，她和一些女同学将受伤的女孩送回了家。女孩的家长得知情况后，立即提出要联合学生家长，与日本校长抗争。姐姐也呼吁同学们回家向家长报告，请家长们声援。我父亲原来曾在平绥铁路任职多年，有很多同事的子女均在西城扶轮小学上学，日本侵略我国华北之后，我父亲与这些同事们虽均不给日本人干事，辞了职，但是，还经常串门或聚会，来往很密切，故而在了解到小学发生迫害事件后，一个民间的“战斗群体”很快就建立起来，多次到学校找日本校长抗争。
　　面对师生家长的愤慨，日本校长很快便退缩，承担了女孩的一切医疗费用，在“朝会”上低头向全校师生道歉，并宣布了减少日语课学时的决定。
　　我1942年暑假小学毕业之后，考入私立明德中学就读。明德中学原名五三中学，是为了纪念“五三抗日惨案”命名的，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胁迫学校改掉“五三”两字，但学校的爱国抗日传统却一直延续。
　　我在明德中学就读时一直担任班长。1943年冬，我上初中二年级，有一次，日语老师把我叫到他跟前，说：你是班长，要带好全班同学，你们班有个学生上课不老实，不好好学日语，你叫上他，晚上到我家来一趟。这位同学姓窦，据说他与当时北平的锄奸团有关系，他对我说：去就去，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晚上，我们一起到了这位日语教师家，他的住房很讲究，深宅大院，他在中间院的大厅与我们见面，二话没说，就命令我们在院子里罚站。他说：你们两人站在这里好好想一想你们的错误，什么时候想好了，就来找我讲。当时，正值严冬，我们在寒风中站了约两个小时，冻得直打哆嗦。最后，他看我们一直不找他，时间已经很晚了，就从大厅出来对我们说：今后上日语课你们再不好好学，会有你们的“好下场”。他还专门指着窦同学说：特别是你，要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很明显，这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胁迫我们全班都要跟他好好学日语；同时警告姓窦的同学，有人在监视他。
　　这位日语教师姓王，后来听窦同学说，他是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嘱托（即特派员），是专门到学校以授日语课为名，监视学生行动的日本特务，是个汉奸。窦同学对我讲：你年岁小，不要害怕，这件事，不算完，我们要与他斗到底。他与高年级年龄大的同学很熟，其中，不乏与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有关的学生，他请这些高年级的同学支援我们。我因为与各班的班长较熟悉，就找这些班长，请他们发动同学支持我们。这样，全校同学便凝聚起了强大的抗争力量。
　　很快，不少班级在校园里出了壁报，批判体罚学生、污辱学生人格的王姓日语教师，声讨他胁迫学生的违规行为，要求学校开除他的职务。我们各班班长一起向校长请愿，申诉事情原委，请求学校严肃处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群众力量面前，校方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采取妥协措施，由学校领导出面做工作之后，那位教师自己提出辞呈，算是体面地被赶出了学校。
　　记得，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当校方代表向我们班道歉，宣布日语教师辞职决定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b>方华灿，生于1930年3月，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石油大学（北京）校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