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终不悔

　　编者按：
　　十年前的12月29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戈革先生驾鹤西行。
　　戈革先生1922年生于河北献县，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联大复员后就读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1953年调入北京石油学院从事物理教学工作，中年后改治科学史。戈先生是12卷本《尼耳斯·玻尔集》的独立汉译者，著译40余种，总数达1500万字。2001年7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在研究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尤其是在翻译《尼耳斯·玻尔集》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2017年12月16日，戈革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学生等30余人，在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举办了纪念戈革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山红红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为深切缅怀戈革先生在科学道路上锲而不舍、执著追求的不平凡的一生，今刊发华东石油学院1977级校友程宏、王德禄撰写的纪念文章《衣带渐宽终不悔》，向先生致以深深敬意。
　　现代物理学有两大支柱，一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二是以尼尔斯·玻尔为主要奠基人的量子力学。而戈革先生，是中国物理学史界公认的研究玻尔的专家。
　　“塞翁失马”成就玻尔研究戈革先生是我们大学的主要任课教师之一，他给我们上过三门基础课和一门专业课。他上课的特点之一是经常穿插现代物理学史小典故和“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
　　1978年我们刚入学，除了海森伯、狄拉克，很难回忆起其他人的典故。但是戈革在课堂上讲的“文革”经历，由于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体验，记忆则比较深刻。最有代表性是“文革”中红卫兵拿来一堆电子元件，让他识别电容器的介质类型，读出电阻器上彩色条码所代表的电阻值，以此检验他学问深浅。戈革嗤之以鼻地说：“我不是卖电阻电容的！”这成为他教学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故事，广为流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戈革曾分别写过《宏观电磁场论》和《地震波动力学基础》教科书，1978至1979年为学院当时试办的数学、物理、力学和电子4个理科师资班教授普通物理，1981年又为物理师资班教授专业物理，此后戈革就没有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1983年戈革调回北京，在石油大学（北京）任教，先后培养了4名物理学史硕士研究生。1992年70岁时退休，继续倾全部心力翻译《尼耳斯·玻尔集》。
　　对于戈革未能如愿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做物理学史和物理书的翻译，他的朋友安抚他说，“你如果去搞基本粒子，我们中国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而已，可是谁去研究玻尔呢？”戈革对此倒也认可，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阴差阳错，造就了戈革这个中国玻尔专家。
　　戈革研习物理学，却也精通古典文学，擅长书法字画，喜爱金庸武侠小说，嗜好治印篆刻，才学集自然科学与国学于一身。另外，戈革的英文笔译水平很高，是有名的翻译“快刀手”，年轻时笔译速度可达到一天一万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物理和哲学界的权威刊物跟着苏联脚步，批判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的唯心主义。国内商务印书馆正计划要出版玻尔的书，于是戈革署名郁韬翻译了玻尔的《原子论和自然的描述》和《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在1964年出版了这两本译作，戈革从此一脚迈进了物理学史研究领域。
　　锲而不舍发愿翻译玻尔集1979年，华东石油学院基础部主任乐光尧负责学院图书馆物理图书，定购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一卷，戈革随即发愿要“大干一场”翻译这套全书。杨光华院长对乐光尧的专门报告批示，让图书馆每卷都进口，专供戈革长期借阅以便翻译。
　　1980年，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钱临照院士任理事长，戈革任理事之一。钱临照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外国有“牛顿专家”“麦克斯韦专家”，而中国还没有。此时戈革翻译第一卷《尼耳斯·玻尔集》已经接近完稿，戈革暗下决心要争当中国的“玻尔专家”。这年可以算是戈革正式转变研究领域的时间标志。
　　1981年，《尼耳斯·玻尔集》原书前四卷已经面世，戈革与商务印书馆也达成出版约定，在1985年玻尔诞辰一百年出版前四卷的中译本。然而几年后商务印书馆对出版这种书的热情大为下降，《尼耳斯·玻尔集》中译本没能如期在玻尔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面世。
　　1986年7月商务印书馆好不容易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一卷，就不想再继续出版了。1989年8月在丹麦桑宁基金会资助下，商务印书馆又勉强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二卷。戈革说，之后再给多少钱出版社也不愿意出版了。
　　1989年2月戈革出访丹麦回国后，一边继续翻译已经出版的第五、六卷和第八、九卷《尼耳斯·玻尔集》，一边继续寻求新的出版社。终于科学出版社接手《尼耳斯·玻尔集》中译本的出版事务，1990年3月和10月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三和第四卷，1991年3月和12月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五和第六卷，1992年12月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八卷，1993年6月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九卷。5年以后，1998年6月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七卷，至此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三至第九卷共7卷本《尼耳斯·玻尔集》。
　　2000年戈革翻译完第十卷《尼耳斯·玻尔集》后，科学出版社因人事变动，再次面临有钱也无人肯出书的窘境。2001年1月，丹麦大龙基金会资助4000美元，戈革自己出资10万元人民币，（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社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第十卷，印数仅为300册，为所有卷本印数中最少的一次。由于这个卷本是“港版”，不能在内地进入销售环节，所以港版的《尼耳斯·玻尔集》第十卷很少流传出来，国内很多一流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
　　荣获丹麦国家荣誉奖励2001年6月5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戈革“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在研究玻尔和翻译《玻尔文集》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颁奖仪式在丹麦驻中国大使馆进行。此勋章是丹麦国家荣誉奖励，先前中国有两个人获得过这个勋章，且都与安徒生的童话文学有关。戈革曾调侃说：“我一生没有骑过马，获‘骑士勋章’有些惭愧。”但是戈革作为《尼耳斯·玻尔集》的独立译者，也算是一位单枪匹马闯天下的“骑士”。
　　老骥伏枥志未酬誓不休2005年，《尼耳斯·玻尔集》第10卷出版6年后，第11卷又出版了。是年12月丹麦方将原版书寄给戈革，此时，戈革已经83岁，年事已高，体力渐弱，因做白内障摘除手术，翻译工作搁置了半年。曾有人劝戈革将剩下的《尼耳斯·玻尔集》翻译工作交给别人，但戈革坚持自己完成。戈革这样坚持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尼耳斯·玻尔集》不仅要翻译玻尔的文章内容，而且还要翻译玻尔的文章风格；二是要保持《尼耳斯·玻尔集》全卷整体翻译风格一致性；三是要完成自己一生对《尼耳斯·玻尔集》全卷翻译的“雄心壮志”。2006年7月15日，戈革又开始翻译《尼耳斯·玻尔集》，他戴着近视眼镜手持放大镜，阅读放大复印的原书，歪歪斜斜写出译文后，由其助理等录入电脑，之后戈革再对译文进行校对。2007年初，戈革艰难地译完《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一卷。
　　《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一卷刚译完，丹麦就出版了《尼耳斯·玻尔集》最后一卷。此时，戈革眼疾已经很严重，视野缩小、视力已近全盲，但他仍加快了翻译进度。戈革对玻尔的语言熟悉程度无人能比，仅仅花了不到5个月，在2007年6月19日，完成了《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的译稿，大功基本告成。由于戈革的身体健康原因，其翻译工作效率不能和他当年“快刀手”的水平同日而语了，但是戈革抱着“死而少憾”的信念坚持了下来。
　　尚未完成第十二卷译稿的校对，2007年10月31日戈革突然病倒，入院后被检查出患直肠癌。我们去医院看他，在病床上，他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还念念不忘最后两卷《尼耳斯·玻尔集》的出版事宜。在写字板上，他歪歪斜斜画了几个字给王德禄，似乎是留下最后的遗嘱交代给王德禄承办：“在那个书架上有我写的文章。”后来他的女儿戈疆在书架上找到三篇文章：一是《玻尔文集译后记》；二是《挑灯看剑话金庸》；三是《丹京夜话：海森伯暮夜访玻尔，弗雷恩编剧演奇闻———二十世纪物理学史中的一段公案及其有关的新资料》。当时这三篇论著，只有《玻尔文集译后记》公开发表了，但是戈革自己还没有获知。
　　戈革与病魔斗争了59天，12月29日病逝于北医三院。其子戈兆燕和助理成燕接手《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译稿的部分遗留工作，于2008年底完成剩余部分的校对。
　　戈革病逝后，其好友为《尼耳斯·玻尔集》中译本最后两卷的出版四处奔走，多方联系出版社，均未有果。就在出版的事情遥遥无望时，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了解到戈革与《尼耳斯·玻尔集》出版情况，表示愿意出版《尼耳斯·玻尔集》中译本最后两卷，还表示可以连同前十卷一起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没有索要出版费、书号费。2012年6月，《尼耳斯·玻尔集》全集1～12卷面世。华东师大出版社和戈疆给丹麦玻尔文献馆寄去了赠书。目前它们仍然是全世界唯一的英语以外语种版本，十分引人注目。
　　戈革一生生活简单，陋室斗居、布衣粗食、恃才傲物，将毕生精力献给了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教学、研究和翻译事业。从戈革1980年成为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完全放弃普通物理教学算起，其潜心研究科技史和独自翻译《尼耳斯·玻尔集》的时间占了戈革大学毕业后58年职业生涯的近半，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历程。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是一种再创造，但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不是很多。1978年戈革在给我们上课时，讲到物理学史上一些大科学家为科学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时，曾经在黑板上写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今用这句话形容戈革倾半生职业生涯对《尼耳斯·玻尔集》中译本的贡献，应该说恰如其分。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