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改传英雄

　　历史蕴藏了启迪未来的智慧，隐藏着打开未来的钥匙。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挖掘党史人物史料，再现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还原襟怀磊落的人物形象，就是让历史之光照进现实，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情结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四个全面”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中国石油大学余世诚教授致力于调查研究杨明斋十几载，寒来暑往，查清了杨明斋的生平事迹，对其历史功绩及思想学术作了研究和评价，填补了党史人物研究的一大空白。述往事，思来者，回顾余世诚教授对杨明斋的调查记，重温党史人物的先进事迹，有利于在新时代重新体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把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
　　早在1979年，余世诚任教于华东石油学院时就开始了杨明斋寻觅之旅。许多早期党员根据杨“有浓重山东口音”来判断他是山东人。余世诚靠“山东口音”但却不知是“哪种山东口音”这一线索苦苦找寻，坚持搜寻了全省一百多个县后无果。
　　1981年暑假，余世诚在北京开会期间看望黄秀珍女士，并从她口中得知杨明斋是平度人士。按照这一提示，余世诚很快在平度全县范围内开展普查工作，并吁请学校相关学生和教职工协助查找，校园里一时掀起了一阵“杨明斋热”。l982年春节过后，余世诚赴平度和当地党史部门一起开展查找工作。中共平度县委多次研究并具体部署相关工作。通过实地走访、有线广播和机关报纸等方式，寻人启事不断发出，平度全县也仿佛掀起了“杨明斋热”。
　　虽然在这种热潮中出现了许多线索，但很多线索要么名不对实，要么实不符名，难以把握。为难之际出现了突破性进展：1982年11月上旬，平度县马戈庄老农杨德信看到平度机关报《平度大众》刊登的寻人启事后，认为报上寻找的杨明斋正是他的伯父，于是投书平度县党史办说明了情况。平度党史办的负责同志当即冒雪赶往马戈庄进行核实。余世诚闻讯后再赴平度，和平度党史办的同志一起赴马戈庄进行鉴定。他们访问了几位80岁以上的老农，详细查问了“杨明斋”的亲属，并召开调查会，从姓名、年龄、经历、相貌、脾性等各方面进行考证，最终证明了这就是要寻找的杨明斋。由此，余世诚便较为准确地弄清了杨明斋的生辰、家境以及1901年“闯俄罗斯”的许多情况。
　　在明晰杨明斋的基本情况后，余世诚开始努力填补另一项空白，即杨明斋“一大”后的去向。关于此问题，李达、茅盾以及张国焘等人都有一些回忆资料，可谓众说纷纭。李达回忆说：“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此再没有见过。我记得在党成立时，就没有杨明斋了。”其实，杨明斋并没有离开党“去谋职业”，而是仍然以职业革命家从事党的活动。茅盾、包惠僧的回忆录中都作出了证明。就杨明斋在1923年党的“三大”之后的去向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到：党的“三大”决定国共合作之后，“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为反对国共合作“与陈独秀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张国焘说：“我虽勉以团结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
　　当初，余世诚等人曾按张国焘所说，在甘肃查寻杨明斋的活动，但不久便证实了其言辞的虚假性。通过多次调查并查阅历史资料，余世诚得知在党的“三大”前后，杨明斋实际上在北方区委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加入国民党”问题确曾持不同意见，但他和当时许多党员一样，“三大”做出决议之后，在组织上是服从国共合作大局的。事实与张国焘的说法相反，杨明斋没有到什么“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的甘肃，而是在北京工作了一个时期后到了恰恰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广州，并在那里为推动国共合作而努力工作。他和张太雷、黄平等一起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并曾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发表文章，以表示对这位国共合作先驱的深切怀念。
　　伍修权、李培之、黄秀珍、李锦蓉等人向余世诚回忆了杨明斋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至于杨1927年秋后的去向，众人不知详情，余世诚的调查又断了线。
　　在1984年《支部生活》等期刊相继报道了余世诚调查的初步成果之后，形势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中，余世诚发现了新线索，并当即赴太原和北京，访问提供线索的何连甲与宋敏之，二人都是杨明斋在河北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教过的学生。线索由此扩展开去，余世诚又调查访问了李尔重、吴德、刘尚之等老人。杨明斋教过的这些学生，以详实的资料填补了杨1927年秋至1930年间的空白。据说杨在1930年要越境赴苏，但是究竟去没去苏联？杨明斋最后的下落如何？依旧是个谜。
　　为搞清杨明斋30年代在苏联的结局情况，余世诚等又开始了异常困难的调查。他们通过外交部和我国驻苏使馆向苏方了解，但收效甚微；向苏联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等杨明斋可能居留过的地方发函、请求帮助，同样收效不大。后来余世诚收到了苏联科学院学者科米萨罗夫的来信，称经过调查得知“杨明斋被处决了”。然而杨明斋究竟是何原因、在何时遭此下场？余世诚又连发了多信，再无回音。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余世诚等径直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求助。1988年10月，余世诚执毛笔用汉语向苏共总书记写信，叙述了杨明斋这位历史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了他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诉说了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给予帮助。
　　苏共中央收到信后于11月15日批转给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委托该所进行答复。远东研究所相关负责人查阅档案、写出材料，经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审定签署后，于1989年2月8日从莫斯科发给余世诚。苏方不仅准确知道了杨明斋的姓名，还知道杨明斋在俄使用的姓名———施密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明确了杨明斋是第三国际和苏俄与中共开始建立联系的一位知名人物。信中依据存档文件说明，杨明斋在苏经历悲惨，“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
　　至于杨明斋惨遭诬陷而牺牲的原因，余世诚通过一番努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杨明斋牺牲的深层原因是他勇敢地反对第三国际和苏俄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面的错误，直接原因则是苏联肃反扩大化对他的诬陷。因此，吉塔连科给余世诚回函通报杨是“以被捏造的罪名”“牺牲”的同时，还通报说“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值此，经过了余世诚等人长达十年的苦苦找寻，杨明斋被隐埋了几十年后又重现在我们面前。掷地有声、穿越历史，英勇牺牲的杨明斋英灵堪以告慰。
　　杨明斋是位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列的重要人物之一，被李大钊称颂“万里拓荒，一身是胆”，被周恩来称作对建党多有贡献的“忠厚长者”。杨明斋事迹调查工作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是建立在余世诚教授等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厚重的家国情怀以及强烈的使命担当之基础上的。著名史学家张静如教授在其《中共党史学史》专著中评论说：“作者调查这位党史人物，费了十年心血，方才搞清楚了他的最后结局。这种钻研精神多么可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余世诚教授和他的传主杨明斋一样，都在各自的年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杨明斋烈士的故事，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的忠诚与信仰，而在中国共产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中，还有更多风云际会的华章和荡气回肠的史诗。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自觉端正历史态度、树立历史眼光、提高历史思维，像余世诚教授那样深入挖掘历史史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和领悟。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找准自身的历史方位，汲取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本报记者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