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普希金
（一）我与学院初相遇
1955 年 8 月，我被北京石油学院录取入矿藏开采与经营专业，这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啊！
学院派到前门火车站迎接我们的是井53级的学姐李妙兰。她操着一口亲切的“广式”普通话，短发，猴皮筋扎着两个小鬏鬏，一副假小子模样，英姿飒爽地把我们这批新大学生带上一辆没有顶棚的大卡车。卡车穿过大前门门洞后，景象豁然开朗，在见到日夜向往的天安门，看到灯笼高高挂、红旗迎风飘的雄伟城门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鼓掌！
卡车行驶在长安街，经西单，约40分钟到学院门口，便驶入用木板条搭起的简易门楼，门楼上隆重地写着“北京石油学院欢迎您”！
在我的想象中，学院应有宽广的大马路，绿树成荫，高楼林立！而近前细看，却只见两栋三层高的南北教学楼和地质楼。学生宿舍也仅有“工字楼”和“五四楼”，其余都是大片大片的荒地和工棚，但晚间却灯火通明，建筑工人正为我们打夯、平地，盖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哩！
我们入住的是“五四楼”（1954年建成），我住在对着楼梯的大房间270室，8位同学，四张上下双层铁床，中间摆两张“一头沉”学生桌。楼道室内外乃至门窗到处贴有“墙面未干”“小心！油漆未干”，老师也叮嘱我们睡觉时可别挨着墙面。
值得称赞的是这栋“54 楼”的住户们，东头（东西向）住的是女同学，西头住的是男同学，楼正中间（南北向）住的是单身青年教师（都分别有厕所），就这样男男女女，来来往往在同一层（座）楼，相安共处，既不需要出入证、登记，更没人把门，丝毫不存在“安全问题”，这和现在的学生宿舍楼对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二）先生讲课太生动
建校初期，由于教室、食堂不够用，需要轮流上课，开饭时间也要错开。比如，大清早 5：30披星戴月就要到教室上课，上完两节后再回食堂吃早饭，8:00又需赶回教室再上四节，中午 12:30 吃午饭，下午一般上体育课、实验课或自习。
当年全院只有一座饭厅，楼下教师用餐，楼上学生用餐，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但秩序井然，还能安排8人一桌，四菜一汤。每月伙食费12元，绝大多数同学有助学金顶上，靠着这国家补助的“免费的餐食”读完了大学。
我们上课主要在南教楼120的台阶大教室，能坐150多人。上大课时，钻井三个班、采油两个班合班上课，为抢占前排的座位，就得起得更早！印象最深的是讲《高等数学》的张希陆教授，他是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的长子，是留学归国的学者。张先生上课有一特点，从不带讲稿，但课讲得生动有趣，如在讲解析几何平面与曲面接触的关联点时，他提问我们：“见过舞台上‘丈八和尚耍大刀吗’？”我们都傻了。他说：“说时迟，那时快，大刀从额头轻轻掠过，丝毫不损伤额头，这就叫‘切平面法’。”多形象啊！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还有讲如何建立定积分概念步骤时，概括为“分区、取点、作积、做和、取极限”这十一个字。这个概括，我们做数学老师时，也将其传授给了学生！
（三）国庆游行最兴奋
初到北京，最兴奋的是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记得入学那年国庆前夕，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做操练，十一那天凌晨4:00左右，贾皞副院长带队，我们这群新生“小豆包”，每人背包里装三个小豆包和一个咸鸭蛋，整队集体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乘上大闷罐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出站后步入西直门大街，经新街口、平安里一直到沙滩，沿途歌声嘹亮，口号声此起彼落。出王府井南口时，队伍开始密集，汇成20人一行的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但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时，正好毛主席进入大厅休息片刻，队伍当然不能停步，不过情绪仍然高涨。一直走到西单十字街口，出宣武门后，我们就在附近的一所中学吃午饭（肉菜包子是食堂师傅专门送来的）。休息片刻后，下午4:00重新整队，沿内城墙根（现在的宣武门大街）经供电局拐入有几座圆屋顶的国家银行，就到天安门广场啦！队伍被圈定在中山公园正面偏西南向的一侧，广场到处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悬挂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更显得天安门壮丽雄伟！
华灯亮时，我们载歌载舞狂欢着。最使我们兴奋的是播放音乐停止时，突然礼炮齐鸣，焰火绽放，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金灿灿、亮晶晶的火花海洋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夜景，兴奋极了！直到看完最后一次焰火，大约晚 12:00 左右，我们才离开广场，步行回到宣武门左边的那所中学“睡觉”去，实际就是迷糊一眼，因那所中学既没有床铺，也不可能有铺盖！
第二天不再组织集体返校，大伙便三三两两地逛逛北京城！
（四）打响教学第一炮
1960年2月1日，开发系系秘书奚翔光通知我，下午 2:00 到党总支办公室。我正点到达，总支书记刘永昌传达学院党委的决定：要我提前半年毕业，留校并转行当数学教师。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对于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更是压力。没想到，这一决定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我以教书为业，以石油大学为家，这辈子再也没有别的“岗”可上了！
一个星期之后的2月8日，我满怀激动地赶到数学教研室报到，时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的程南熙同志为打消部分教师对我们的疑虑，并给予我们鼓励，特意在教研室欢迎会上强调：“他们是院党委从各系严格筛选出来的，是品学兼优、经受过锻炼和考验的又红又专的年轻人，希望各位老师热情地帮助他们，也希望这些青年同志向老教师学习，尽快过好教学关！”
当时我只辅导一个教学班，但这要求我把早已忘掉的许多数学知识“捡”回来，还要加宽加深，熟练掌握全部内容。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啊！我只有铭记“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应储一缸水”的古训，鼓足敢拼敢搏的勇气，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在半年的时间里，我除了精读同济大学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讲义》外，还阅读了许多参考书，如苏联名著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教程》，并做完了《同济习题集》的2830道题。就这样，我在备课、答疑时心里踏实多了，不仅不胆怯，而且能熟练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
为讲好每堂习题课，我常常“开夜车”，有时备课到天亮，洗把脸，吃了早点后就到教室上课，下午或晚上，我便深入学生宿舍认真辅导，因此，尽管我的广东口音重，但同学们仍反映我的教学效果好！
为了让我们这批转行的青年教师尽快过“教学关”，教研室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轮流给我们上“提高课”，关怀备至地培养我们，特别是张希陆教授，他学识广博，治学严谨，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身体很虚弱，但仍坚持每周给我们上一至两个下午的“提高课”，课后他还把学生在学习中经常出现的疑难问题提出来，一一为我们分析解答。对于教材中每一节的重难点，每堂课内容的安排，都给出具体指导，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效的捷径。
恩师的教诲和栽培给了我信心和勇气，经过一次次的试讲、讨论和教研室有关领导的检查、评定，认为我学习刻苦努力，教学认真负责，已具备开课的基本条件，同年9月1日就让我给1960级地质专业3个班主讲《高等数学》，我也成为这批青年教师中首位开课者。
初出茅庐就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学生的好评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更加努力，不断扩大知识面，曾先后到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学府脱产或半脱产进修、深造。接下来又给1961级开发专业5个班主讲《高等数学》，教学效果同样得到师生一致好评，就这样，教学的“第一炮”打响了，教学讲台站住了。
（五）赴大庆油田“苦战”
1961年4月，根椐曹本熹副院长的指示：数学教研室要探索《运筹学》在石油厂矿方面的应用。据此，基教处（系）委派我带工经56级的6位男同学到大庆油田作有关方面的毕业实习。关于《运筹学》这个学科的知识，我们当时还是一片空白，为此我们先后到中科院数学所、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求教，搜集有关资料，做好去大庆的一切准备。
4月中旬的大庆仍是白雪皑皑，天寒地冻。那是国家“三年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但大庆人战天斗地，几万名工人、技术干部，忍饥受寒，干劲十足，热气腾腾地组织春季大会战。开始分配我们到大庆萨尔图一号院总调度室，在总调度长郑浩处长的领导下，我们每天跟车队跑运输，摸索运输调配方面的问题。当年的大庆还没有建起合格的公路，汽车在冻土上行驶，不时就陷进去，我们只好拿来铁锹、垫上石头，有时要耽误一两个小时，午饭都顾不上吃，但仍毫无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
我们曾到铁人王进喜的1205钻井队蹲点，亲身领略铁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一次班前会上，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铁人站在中间，用他浓厚的甘肃腔布置完生产任务，接着就“大刮”个别怕苦怕累工人的“胡子”（铁人的口头语，批评之意）。铁人的直爽和责任心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育。
2006年6月中旬，我有幸和当年开发大庆油田的井55级同学重返大庆，参观“铁人第一口井”的故址，这口井仍以每天自喷8吨油的产量继续为大庆作着贡献。这里还落成了一座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馆前竖立着王进喜同志高大的花岗岩石雕全身像，馆内陈列着“铁人”生前辉煌的战斗事迹图片和实物。因忘我劳动，积劳成疾，王进喜同志患上胃癌，于1970年医治无效逝于北京，年仅47岁。我们在他的塑像前默哀并留影以示怀念！
我们在大庆苦战了三个月，在队里的总结会上受到表扬，并被评为“二等红旗手”。7月初返回北京，撰写出“线性规划在钻井运输方向的应用”。
如今的大庆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市区高楼林立，当年的“水泡子”建成了各式各样的湖泊，湖内不仅有游船、汽船，湖岸周围还点缀着五颜六色屋顶的欧式“水上乐园”“航海娱乐厅”等，供职工及家属休闲度假。变化真是天翻地覆！从1960年2月参加教学工作站上讲台，至2007年6月放下教鞭，前后共47个春秋，听我授课的各类学生达4000多人，他们不仅有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学者、精英，而且大部分都成为各个领域、特别是石油行业的重要领军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而领我进入石油学院的李妙兰学姐，在“光荣在党五十年大会”上，又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