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初，刚参加工作的我和 爱人穿着“道道服”在照相馆拍了这 张照片，寄给想念我们的老母亲。
1958 年北京石油学院体训队教练 员、运动员合影（二排右一为作者）。
1993 年母校40 周年校庆时，我们 体训队的老运动员再次相聚校园（后排 右三为作者）。
□爱新觉罗·衡志（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系测井专业1957级）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这首歌我一直唱到今天。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当唱起它，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和自豪。
我常想，一个人为某项事业付出越多，对它的感情就越深厚。我是一名测井解释评价工程师，自1962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后，就一直工作在油田生产一线，解释、评价、审核了上千口井的油层、气层，为祖国石油事业贡献了一份微薄之力。回首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我可以真诚地说，当初选择学习石油地球物理系测井专业，从事石油事业，我无怨无悔。
我与石油结下缘分的过程，其实真是简单，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可能都有点儿不可思议，但那时我们就是这么纯朴。
那个时代，青年人的职业选择与国家发展形势紧密相连，因为祖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开展，所以年轻人对学工特别有积极性。当时我刚刚看过一部电影，描写的是年轻人献身祖国地质勘探事业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好像是《年轻一代》。我对影片反映的地质勘探工作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就填写了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系。这是个又热门又冷门的专业，热门是因为当时国家急需石油人才，而冷门则是因为选择了它就意味着将来要舍弃很多的个人利益，从事最艰苦的工作。
正因为石油是一个艰苦的行业，所以北京石油学院非常重视对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培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校特别重视体育运动，要求所有学生要为了“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把自己锻炼成“钢铁英雄汉”。
当时我1.65米的个子，体重只有45公斤，瘦高瘦高的，但练起体育项目来一点都不含糊。我参加了女子跨栏组，每天下午下课后拿着教练给自己订的运动计划，自觉到学院的东操场上，先做准备活动，然后认真地完成每一项训练计划。1959年，北京市的高校运动会在北京钢铁学院举行，我们北京石油学院女子跨栏和女子五项全能成绩非常振奋人心，几个人都进入了前六名。我参加了女子五项全能比赛，获得了第五名，总分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我这样的体质取得这样的成绩，自己做了最大努力，也得益于母校对我们的严格训练。体育锻炼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培养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让我们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情感，无论是对我们从事艰苦的石油工作，还是提高我们退休后的生活质量，都大有裨益。对此，我们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
大学五年，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可记忆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大学最后一年的实习，正是这段时光，开启了我数十年的石油生涯。
1961年，我们的毕业实习开始了，实习地点是刚刚开始大会战的大庆油田。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去那么远的地方。离家那天，母亲站在家门口很久，一直望着我走远，而我只顾着兴奋，一点儿都没有考虑母亲的牵挂和担忧。
我与另外几位同学坐上火车一路北上，在黑龙江萨尔图小站下车。让我们感到非常新鲜的是，这个车站非常小，可是来来往往竟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穿的衣服真像我在苏联电影里看到的红军道道棉袄，很带劲，很神气。所以当我们报到后也一人领到一套道道服、帽子、大头鞋时，都非常开心，还特意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呢。
我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在让胡路研究所实习。我们的室主任是北京石油学院1957届的牛师兄和1955届的王师兄，组长是唐师兄，牛师兄后来当了大庆油田的老总，唐师兄曾任辽河油田测井公司的老总；带我的师傅是大师姐秀娟，她比我高两级，工作认真细致，非常负责任。这些北京石油学院的学兄学姐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严、细、狠、准的工作作风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庆有一项很有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著名的“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做人要“当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要“黑夜和白天一个样，领导不在和领导在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星期天和平时一个样”。当时虽然还没有这样完整的表述，但工作中石油人那种高度的责任感已经体现得很充分，我们虽然是实习的大学生，但和正式职工一样努力，记忆中那段时间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休息日的概念。
大庆会战条件非常艰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时期。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工作起来热量消耗也大，肚子吃不饱的感觉实在难受。当时国家给我们女生大学的粮食定量为26斤，要给国家节约上交2斤粮票，学校还要求我们女同学给男同学节约2斤粮票，这样我们女生每月的粮食定量只剩下22斤，当时油水又少，饥饿常常伴随着我们。在大庆实习时，我们的口号是伙食“以稀代干”，意思是想办法混饱肚子，用大铁锅煮很稀的玉米面汤，里边掺上大家在野外摘的大草原上的野黄花菜，即使这样还要限量供应。我爱人他1.78米的大个子，在快结束实习时，由于吃了太多的新鲜野黄花菜糊糊，得了急性十二指肠溃疡被送回了北京。
大庆天气特别寒冷，一到冬天真是寒风刺骨。当时我们住的是老乡以前的大牛棚，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改造。木棚子里面空间很大，但四面透风，中间拉一个旧的蓝白格床单布帘，一边是男同学住，另一边是女同学住，两边都是用木头搭起来的大通铺。冬天木棚子里面和室外的温度相差不大，屋内也有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吧，晚上躺在铺板上脸冻得刺痛。虽然我瘦些，但由于年轻也不知什么是寒冷,后来有老同学回忆说,那时晚上我们是戴着狗皮帽子睡觉的,这些我都记不清楚了。
我们穿的“道道服”有蓝色、黑色还有灰色的，冬天天气太冷，大家出门时头上要戴一顶狗皮帽子，手上套着棉手闷子，脚上穿着大头鞋，为了挡风，腰上再系一根带子，每个人脸上、眉毛和嘴上都是冰霜，男的女的也分不出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取样罐用它来取泥浆或油样。上井时，这样一副打扮的几个人一块走，在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石油人的农村老乡眼里，跟要饭的乞丐几乎没什么区别。当地老乡叫我们是“石油鬼子”，还有个人人皆知的顺口溜：“远看像个逃难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个搞勘探的。”
我们班有几位同学是从东南亚归国的华侨，他们从小家庭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来到大庆，也和大家一起吃高粱米饭，忍受着各种不适应，从不叫苦叫累。
我在大庆实习了半年时间，由于干得还不错，被评为了“五好红旗手”，还获得了一枚非常精致的奖章，我一直将它保存到现在。
1962年，我们毕业了。毕业前夕，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给我们毕业生作了一场形势报告，动员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学校也向毕业生发出了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的号召，很多同学立刻就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坚决服从国家分配，不怕艰苦，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工作的决心。通过几年的思想教育和专业学习，我们已经坚定了要为祖国石油事业做贡献的信念，这样的选择理所当然，没有人过多考虑生活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就这样，当时我们专业两个班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到了大庆工作。
我在大庆工作了两年多，后来又到天津参与大港油田的会战建设。“从那海滨走到边疆，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河山，到处是我们的家乡。住着帐篷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找到地下宝藏，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眼前总是无尽的原野，身后总是崭新的厂房，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这是我们那时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大庆会战近三年的时间里，在我们国家石油事业最艰苦的时期，我们这些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无论思想、能力还是体力都经历了一场洗礼，并确立了自己奉献国家、奉献石油的人生方向。
作者简介：爱新觉罗·衡志，1962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少数民族先进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