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才
刘世厚
《共产党宣言》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证书。1848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最初，它像“幽灵”一样在欧洲游荡，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历史潮流，风靡全球。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已译成200多种文字，共出版1000多个版本。人类所有稍大的语种文字几乎都有其译本。《共产党宣言》已成为公认的世界上传播最广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
在中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其后90年间，《共产党宣言》在我国共出版了十多个版本，发行了上百万册，而陈望道翻译的这一本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经”。老一代革命家曾因学习这本“经”而开蒙，把《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建了新中国。
但是，“第一经”是何时在中国出版的？它是什么模样？这些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谜，就连译者陈望道先生也无法说清楚。因为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发现最早的中文版本《共产党宣言》的实物。周总理生前一直关注着这本中共“第一经”的查找。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总理当着代表们的面对此书翻译者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1975年，身患癌症的周总理仍关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找到这部首译本，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总理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1984年，我当选为山东省东营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市政协贾林志的陪同下赴广饶县视察时，县博物馆馆长颜华对我说馆里保存有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想请我们看一下。书拿到手，我一看封面标题竟然是《共党产宣言》，而内页的第一页又写着《共产党宣言》，显然封面出现了印刷错误。我接着翻到版权页，发现上面赫然印着“原作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陈望道”，“1920年8月出版”等字样。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第一本专业书便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拿出来钻研背诵过，后来又从事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专业敏感让我顿时眼前一亮，马上意识到弄清这本书的来历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极有可能就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
当时那本书因为经常在很不科学的条件下展览，已几乎散架，纸张变得焦脆，封面颜色也褪了。我和东营市文史委的同事们怀着兴奋又急迫的心情，当即向山东省领导作了报告，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李昌安亲自批复了我们“加强调查研究和保护”的建议。随后我们又报告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组成了由石油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东营市政协和广饶县同志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围绕着该书的版本、传播、保存和征集等，到广饶刘集村召开老农调查会，赴济南、上海、北京访问知情人，查阅历史档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考证工作。鉴定的结论表明，它确实就是那本苦寻不得的首版《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比已发现并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浅蓝色封面的“再版”本早了一个月。
在考察走访这本被广饶县刘集村民们称作“大胡子书”的传承经历时，我们渐渐梳理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此书最早由济南早期共产党员张葆臣阅读和保存，1925年大革命热潮中传到女共产党员刘雨辉手里，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此书带回故乡广饶县刘集村，送给刚成立的刘集党支部。支部书记刘良才把它作为教材，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学习。因为该书的封面印有马克思的肖像，农民们亲切称它为“大胡子的书”。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刘良才被捕前把此书交给支委刘考文。良才不久惨遭杀害，刘考文也被敌人追捕。考文被捕前把此书又转移给了党员刘世厚保存。从此，此书便在刘世厚家里东藏西藏，躲过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屡次劫难。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41年1月18日，日伪千人“扫荡”刘集村，烧房500多间，杀人83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当时，刘世厚已逃离出村，但当他看到火海将吞噬他的家舍时，便冒险潜回从房壁中救出了此书。一直到解放后，他才把此书取出，重新装订，放进小漆匣，精心保存起来。他始终把此书作为对牺牲战友的纪念和崇高信仰的寄托。1975年，84岁的刘世厚老人把自己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中共“第一经”捐献给了县博物馆。
我据此撰写的调查报告和纪实文章《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在《瞭望》、《新华文摘》上发表后，被18家报刊转载，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共产党宣言》也请我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许多媒体也找到我采访、报道。这本中共“第一经”，不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领域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本身就是一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传承革命信仰的赞歌，是一部对后来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信仰教育的绝好教材，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之宝。